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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论 公 正 [英] 拉斐尔(D.D.Raphael)  

2010-07-17 00:15:26|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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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特别集中地反映在对公正和自由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上。每个人都赞成公正,但对公正的解释各不相同,每个人都主张自由,但对自由的理解各种各样。

公正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法学概念,也是伦理学概念,而且在这两种思想领域里,它都有保守的一面和革新的-面。就整个而言,法律与公正有关:法官的使命是根据法律主持公正。不论他们是刑法或民法的执行者,他们的职责都是为公正服务。在伦理学中,公正概念比较狭窄,它是一种美德,但不是一切美德的总称。它是社会美德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最重要的美德。但是,从另一种观点看,与慷慨、勇敢、自我牺牲相比,它算不上是最重要的美德,至少算不上是最好的美德。法律中的公正与伦理中的公正是有区别的,但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公正概念中永远都包含有伦理色彩。

我已经说过,法律上的公正和社会伦理上的公正都有保守的一面和革新的一面。首先我们来看看法律上的公正。

法律主要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律师也因此往往倾向于保守的观点。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发生了争执,需要用民法来处理时,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现存的权利体制。如果某人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他就应该弥补别人的损失或进行赔偿,至少要保证今后将尊重受害者的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上的公正,都是保守的,都是在保护和恢复旧有的秩序。

 但是,法律也有进步的或革新的一面。法令(由法律机关制定的法规)按照什么是公平和正当的新观念改变着法的规则,以英国近代立法为例。在20世纪,英国制定了关于妇女地位和权利的新法规,使妇女能够参加选举和进入议会,禁止在就业、政府任职和报酬上歧视妇女;制定了关于家庭权利的新法规,降低离婚条件,改变遗产继承法;制定了社会保障的新法案,要求国家有责任满足病人、老人和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制定了劳动保护的新法规,要求工厂采取安全预防措施,禁止无理解雇工人;制定了关于工会作用的新法规,承认罢工的权利等。

在社会道德领域内,象在法律领域一样,公正的保守方面也是维护已确立的社会秩序。人们有权保持自己的所有物,也有权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许多人认为废除现行的多劳多得的政策是不公正的。如果一部分人的收入被通常收入比他们低的人超过了,他们就会认为恢复原来的状况是公正的。因为他们失去了在原来行列中的地位,便认为改变行列的顺序是不公正的。

与此同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公正具有革新的作用,即允许在满足需求或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给人们一些新的权利。尽管秩序的变动有不公正之处,但是我们也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先来者先得利的原则。假如某客轮遇险,船上的乘客必须搭乘救生艇,那就应当让妇女和儿童先上。假如有几个人同时竞争一个职位,此时选择其中最合格的人,对第一个报名竞选的人来说并无不公正可言。以多劳多得为条件的公正不需要保持人们在原等级中的地位,相反,如果谁具有特殊的才能或工作特别勤奋,社会对他们进行奖赏,或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倒是公正的。

保守的公正试图保持事物的原状,假定每一个人都得益于社会的稳定,尽管实际社会秩序中存在着弊端。革新的公正则试图消除弊端,对权利进行再分配,以便使社会更合理。两者孰是孰非?对此,总是存在着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正取决于赏罚分明。这一点从刑法中的公正和社会道德中的公平都能看  出来。刑法中的公正就是对触犯刑律的人进行惩罚,但对于那些未犯法却受了刑罚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公正的。同样,对有贡献的人进行奖赏,把奖赏和奖金给那些受之无愧的人则是公正的。如果把奖赏和奖金给那些不应该得到它们的人,而不给那些应该得到它们的竞争者和候选人,那就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战争结束后,参加过保卫祖国战斗的人,因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给他们退伍金。如果他们享受的待遇与那些未对国家做出过同样贡献的人相同,那就是不公正的。在政府任职和就业这一类问题上也是如此。谁应该担任经理或领班、校长或教师呢?难道不应该让那些最有能力担当这些工作的人干吗?不用贡献大的人,而选功绩小、能力差的人担当这些职务公平吗?

这些事例说明,这种公正观是把功过看成分配利益和义务的决定性因素。这与我们的许多直觉观察明显一致,似乎很有说服力。

 但是,还有另一种建立在平等和需求基础上的公正观。这种观点认为,公正要求我们对一切人的权利和价值都一视同仁。区别对待、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除非为了特殊的需要。我们特别应该为穷人、病人、丧失了谋生能力的人做些事情,因为他们与大多数人相比,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比较困苦,我们应该尽自已的力量去帮助他们,以使他们接近或达到正常人的水平。不过,尽管区别对待不是平等待人,所以常常是不公正的,但是为了消除贫穷而区别对待却包含有一种平等的目的。给贫困者多一些资助,就是减少不平等的一种努力,是走向平等并进而实现完全公正的一种尝试。但是,其他种类的区别对待,无论在效果和手段上都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们加剧了现存的不平等。有特殊才能的人已经比普通人占有优势,如果还给他们特殊的奖赏和报酬,安排优越的工作,那就会增强他们的优势。这样做可能对社会有好处。有特殊能的人从事特定的工作,如管理一家公司,或领导一所学校,无疑会比那些缺少这些才能的人对社会的贡献大。所以,培养有才能的人,把他们安置在负责的岗位

上,给他们较多的报酬作为鼓励,对社会有利,也合理,但却不能认为是公正的。按照这种观点,严格意义上的公正是:除了帮助处于劣势的人达到与其他人平等地位之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这就是第二种公正观,这种公正观也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论据。但是,两种公正观是明显对立的,我们该怎样判断谁是谁非呢?凭心而论,两种观点都有些道理,尽管有些人坚决拥护第一种观点,有些人则断然支持第二种观点。那么,在两种观点之间,还有没有可供选择的别的理性方法呢?

 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①就寻求解决公正原则的理性方法提出了一个天才的建议。这是为了避免依靠直觉必然会得出两种相互矛盾的结论而采取的一种办法。他运用社会契约这个在早期政治哲学中常用的,但是为不同目的服务的假定概念,假定许多人懂得一般社会科学规律,但对具体问题,包括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经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甚至社会时代和地域都不甚了解。现在要他们在社会的利益和义务分配原则上意见一致。罗尔斯假定:人们将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去考虑问题,去谋取最多的利益而承担最少的义务。但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处于何种地位,他们可能处于社会等级的顶端,也可能处于社会底层。这样,他们就会关心改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状况,以防有朝一日自己会落入这种境况。由于未来不可知,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自身利益,但结果却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认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公正和平等的观念:公正是一种关系到每一个人公平利益的约定。

罗尔斯并没有暗示公正概念等同于自身种益。在人与人之间,公正基本上是平等的。假如你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公正或公平地解决问题,你就不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麻烦的是,如果只简单地告诉大家根据公正直觉地去考虑问题,他们就会得出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结论。由“自身利益说”得出的理性结论可以避免仅仅凭直觉来判断公正,但这种一般的理性思考并不能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公正。关于人们在对自身处境不了解的情况下考虑问题的假定,倒是一种有助于我们获得公正的方法。如果我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为自己作打算的话,我也要为其他任何人的利益考虑,而不能仅仅为自己考虑。

那么,由这种社会契约式的假定中,我们能推出什么结论呢?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处在设想情况中的人首先是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平等和自由,其次他们会同意违背平等原则去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上的人。这第二步实质上是要给公正的平等和非公正的平等划一条界线。如果给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特殊的报酬和较好的职位,不仅为这些少数人带来了物质利益,带来了社会不平等的后果,同时也带来了每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最穷的那批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不平等就是公正的。反之,如果仅仅是一小部分享受特权的人得到利益,穷人们却没有得到好处,那就是不公正的。

这种优先考虑平等的公正观,虽然严格地说不是以功过论奖罚,但还是允许有不同报酬。它认为报酬不同是公正的,不是因为报酬高的人受之无愧,而是因为这样能给整个社会,特别是给那些最穷苦的人带来好处。换言之,不平等是建立在社会功利和扶助贫困基础上的。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观点,但是从帮助人们摆脱在两种传统的公正观之间无所适从的困境这一点来看,它至少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办法。而且,如果这个I结论真正是通过大脑理性思考得来的、而不是借助直觉体验得来的,我们就应该承认它。

但是,事实上,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罗尔斯的结论并不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虽然不考虑功过差异的普遍平等概念和从全体利益出发背离平等的结论都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为什么要强调关心穷人的利益呢?当然,凭直觉看,这种做法是符合我们的公正感,或者无论如何,是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的。但是,罗尔斯关于人们如果对自身的处境茫然无知就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的结论果真有说服力吗?

 罗尔斯认为,理性地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处事总是很谨慎的,他们考虑最多的是,一旦自己遇到不幸,希望自己的地位所受到的冲击尽量小此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对生活处境较差的人的同情而产生的道德义务,是不是一种公正所要求的义务。赞成论功行赏的公正观的人,不会否认帮助贫困者是一种道德义务,但他们将会否认那是公正所要求的必尽义务。他们只认为那是一种善行,是比公正还高尚的事情。二者不能混同。公正涉及到权利,善行却与权利无关,它只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行为。诚然,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无疑会认为做善事是自己的责任。假如他仅仅从施恩的角度去行善,他就败坏了作为美德的善行的声誉。但对接受善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恩惠,而不是应得的权利。作为一种义务的善行是一种“职责以外的义务”,它超出了公正要求的“纯粹义务”对人们的绝对命令的范围。

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可以反驳说,论功行赏的公正观,把属于伦理学中不同部分的一种思想归之于公正,同样是错误的。奖励有贡献的人从道德上说是应该的,但是,受奖者有权得到奖励吗?如果他宣称这是他的权利,他就有损于我们给他的荣誉。即便为了报答某人的贡献,也是如此。如果一件奖品、一份奖学金或一项领导职务给了贡献最大的候选人,即最有才能的竞争者,我们可以说他得到这一奖赏是应该的,但不能说他有得到这份奖赏的权利。有时候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优胜者有这种权利;假如有一场比赛宣布将给优胜者一定的奖励,那么优胜者就有享要事先约定好的应得奖品的权利。但是,最有才能的候选人却没有必得奖金或好职位的权利,尽管他得到奖励是正确的。为什么说是正确的呢?。一位对论功行赏的公正观持批评态度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它有用。功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赞颂,是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益处;对功绩进行奖赏,是因为奖赏本身对有贡献于社会的人有鼓励作用,使之继续进行有益的活动,对于别人则有刺激作用,使之赶上去,如果能够的话。所以,对贡献进行奖赏无疑是一种道德义务,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上的义务。但是,功利不是公正。功利常常与公正发生冲突。对有贡献的人进行奖励是正确的,但不是公正所必然要求的。

还有一点,以为论功行赏的公正观能够消除公正与功利之间的区别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的确,对有重大贡献的人进行奖赏是社会功利的重要原则,但不是社会功利的全部内容。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与奖酬相对的惩罚不完全是基于功利之上的。其次,我们应该指出,尊重人才,从而为有才能的人提供较好机会的观点不总是、或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外科医生,设计师、工匠、牧师的才能对社会显然都是有用的。同样,音乐家、画家、杂技演费、丑角因为自己的表演给听众或观众带来了欢乐,也有社会价值。一个缺少外科医生、设计师、工匠或牧师的社会,要拨出一部分资金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以满足本社会的需要。但是,如果同一个社会也为培养初露锋芒的音乐家、画家提供奖学金(有谁听说过为杂技演员或小丑提供奖学金吗?),那就不是因为音乐会和艺术作品有外科、工程设计、家具制作或传道那样的社会效益,而是出于对繁荣和促进人类精神财富的音乐天才和艺术天才的尊重。

为什么这种特殊的尊重会受到公正观的影响?目前还不太清楚。或许这不过是联想的结果。但我觉得这不光是联想。人的自我实现在于发展并充分发挥个人的天赋才能。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伦理思想包含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享受教育和培养的权利。从历史观点来看,社会功利能更有效地刺激政府推进教育的普及。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发展天斌才能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公正的要求。

某些有才能的人是激烈的反社会者。一个人可能大大地发展他的。“梁上君子”和撬盗保险箱的“才能”。难道这种潜在的能力也有权以公正的名义要求得到发展吗?任何权利和需求的道义力量都源于目的原则。公正主张的才能是指满足个人目的的同时又不妨碍别人目的实现的能力。如果才能是为许多人的目的服务的,而不仅是为个人服务的,则功利也赞同公正的这种主张。

当一个人被作为手段为别人提供所需的产品或服务时,他的工作能力可以被认为有价值。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当人被作为手段时,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有用些,有价值些。但是,当我们把人看做目的,而不是看做手段时,这种看法就不适用了。作为手段,人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满足别人目的的能力。以目的论价值、以人的自身目的应该受到尊重来论价值,人的价值就明显地不取决于功利。手段的价值在于它是工具,目的的价值决定工具的价值,但其自身不再由别的东西决定。因此,作为手段的人所具有的价值上的不平等,是不适用于作为目的的人所具有的价值的。作为目的时,人不具有作为手段时所具有的那种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说,尽管各人在天赋才能和取得的成就上有所不同,但是在价值上大家是基本平等的。平等加需要的公正观的本质即在于此。当社会功利理所当然地要求对具有不同功利价值的人给予不同待遇时,公正则提醒我们要牢记作为目的的人的根本平等。

这样,讨论的结论是:论功行赏的公正观仅仅把道义力量的一部分归之于公正,而把其他部分归之于功利。而平等加需要的公正观是一种全面的公正观。那么,是否由此可以认为,当两种公正观发生冲突时,平等加需要的公正观作为公正的更全面的代表更受青睐呢?不,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功利的要求,社会的福利,象公正的要求一样,是社会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正和功利之间总免不了有冲突。这种已变成两种不同观点上的争论,与其说是手段上的争论,不如说是目的上的争论。深刻而长期的政治争论不可能靠哲学分析来解决,不过,哲学分析还是能对这类问题做出许多说明。

 

 

注释:①    罗尔斯是英国现代哲学家。

(摘自英国拉斐尔著《道德哲学》一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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