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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引】专制政治·儒家精神·现代自由主义(2)  

2011-11-15 10:21:41|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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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于现实政治的厌恶与痛恨导致徐先生在其思想史研究中深入掘发了专制体制的历史渊源。[28]

徐先生认为,秦汉以上,有封建而无专制。周代社会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氏族宗法社会基础上,沿袭亲亲、尊尊体制而架构起来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周王室不过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亲、尊的共主。由于王室的日益腐败、宗亲关系的日益疏远、世袭制度以及尊卑秩序的日益破坏等原因,封建制度逐渐崩溃,而专制制度则逐渐形成。在这一交替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因七雄争霸而使社会政治压力空隙最大的开放时代,其时在思想界发生了百家争鸣,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蕴涵着多向性。只是由于秦恃法而强,特别是由于在完成统一大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嬴政(秦始皇)崇尚法家,遂使法家思想一时大行其道,秦也便根据法家长期所追求的政治形态而建立了“典型专制政治”。此后直到辛亥革命,历朝历代虽对秦制有所损益,但基本上都是沿袭专制体制。[29]按照徐先生的说法:“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是在一个专制的圈架中,填满了夷狄、盗贼、童昏之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力。”[30]

由此可见,根据法家思想所建立的专制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君主独裁,“法家——尤其是商鞅、韩非,则要求把政治权力彻底集中在人君手上,要‘独制四海之内’”。[31]基于这种政治设计,“人君向人臣要求无条件的义务,即是人臣向权力作无条件的屈服。这便使君权无限制的扩张,而助长了专制的气焰”。[32]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任何社会势力,一旦直接使专制政治的专制者及其周围的权贵感到威胁时,将立即受到政治上的毁灭性地打击。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可以与专制的政治势力,作合理地、正面地抗衡乃至抗争”,[33]甚至“那怕这种压力,绝对多数只是专制主的心理上的存在,而不是事实上的存在,也必加以残酷地摧毁”,[34]以至于“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副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时,便立刻会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环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副机器轧死。”![35]

比较具体地来说,在专制体制的牢笼下,社会各层面各群体都遭到荼毒或压迫。家庭作为个人生活的基点,本来可以成为人们躲避政治的托庇之处,然而“彻底的独裁专制,必把这种立足点加以摧毁;使每个人两脚悬空,不能不完全投入于政治机括之中”。[36]道德性的政家庭组织具有消解或隔离专制毒害的作用,但在专制政治之下,“由政治的淫暴剥削,及与治相勾结的社会恶势力,人民的亲其亲、长其长的自然之资和孝弟之教,不知受到了多少摧残和破坏”。[37]作为家庭之扩大的宗族,“尽到了一部分自治体的责任,因此,它才是独裁专制的真正敌人”,所以专制君主“都要把距离朝廷较远的大家族,迁徙到自己能直接控制的京师”。[38]甚至专制政治下的封建诸侯,由于“实等于今日之所谓地方分权”,[39]“始终对专制政治的自身利益,成为一最大的矛盾”,[40]因而诸侯王也只能自甘腐败堕落,而决被不允许奋发向上,“‘禽兽行’的罪恶,绝对轻于能束身自好而被人所称道的罪恶”。[41]

专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这是因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政治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在专制政治下,不可能容许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容许知识分子有自由的学术活动,不可能让学术作自由的发展”,“专制者只要感到某种知识有窥破专制黑暗的可能时,即会神经过敏地加以阻止”。[42]因此,“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中来考验自己的良心”。[43]于是那些置贫富贵贱生死安危于不顾、敢于对极端黑暗的政治作出各种抗争的节义之士,几乎无不遭到无情的摧毁。秦之焚坑,汉末党锢,唐之清流,明之东林、复社,乃至清初文字狱,专制政治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杀戮,几至于使学脉中绝!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力图在体制内进行消解或减轻专制政治严酷性的事业,他们或把儒家“五帝官天下”的理想与阴阳家“五德运会”说相结合,为专制政治的嬗替提供思想依据,或在与既成的专制政治的妥协中求得儒家政治理想的部分实现;但他们或由“假胜利”而遭致“真失败”,或“在专制的污浊中流下了最多的血”。[44]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秦汉以迄明清专制独裁者的不断蹂躏下,从不安于强烈的政治压力而渐归于麻痹,终至于适应,造成知识分子性格的历史演变。[45]这种演变主要表现为,“由先秦两汉的任气敢死”,“逐渐变为软懦卑怯”;[46]复由消极的怯懦发展为“无条件的投向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属品”,[47]从而“养成二千多年的知识分子,不仅从利禄上,并且从德行上,也非把政治当作唯一而不可缺少的出路不可。这就影响后来整个知识分子的动向,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除事君外,一般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更不承认有值得努力的事业,使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48]

在一般知识分子性格演变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以西汉叔孙通、公孙弘为代表的“曲学阿世派”。“所谓曲学阿世,即是歪曲自己所学,以阿附专制政治,为专制政治作欺骗、安魂的工作,以图得个人的富贵”。[49]《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宴,咸以儒宗居宰相,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议。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能乎!”勾勒了“曲学阿世派”的谱系,并指出这些人物以古圣先贤标准衡量实在不及远甚。实际上,“这一派的人,可以假借儒学,可以假借宗教,也可以假借洋学。只要假借什么有效,他们便假借什么。但在本质上,他们与任何学都不相干”![50]他们终无所守,以出卖灵魂而“只是混着一点残羹冷饭吃”,[51]事实上仍然是专制政治下的悲剧人物。

至于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大众,更是处于社会底层而遭受沉重压迫,他们在帝王意志及其外化的严刑峻法下辗转反侧,被型塑为“愚与弱的百姓”。[52]或有底层人物如游侠之伦欲“在盖天盖地的专制政治巨压之下”挣扎出一条缝隙,“使走投无路的人,在此缝隙中尚得暂时相煦以沫”,则“必为专制者所不容”,从而必殄灭之而后甘。[53]

吊诡的是,在专制政体中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帝王,也并不能在其恣睢独断的人生中享受到真正的意趣,“说到秦皇、汉武这一类型的,他们成就了若干事业,但很难说他们成就了人生,享受了人生。意识的要争取点人生享受的,或许要算隋炀帝、陈后主,但风流可以润泽一人,而毕竟不能不遗祸于天下。其他蠢如鹿豕之晋惠,暴如豺狼之石虎,这一类型的人,你还能说他有人生的意义乃至幸福吗?何况‘汝何不幸生于帝王家’,总是皇室共同的结局”。[54]这是因为,帝王虽然高居九重、一般不会受到外界社会的侵扰,但却往往易为宦官、外戚、女宠等近幸所乘。宦官、外戚、女宠作为专供帝王趋遣、淫乐的对象,当然也是专制体制中的悲剧角色,但“因为他能和绝对者的皇帝接近,因皇帝的身分而提高了与皇帝接近者的身分”,[55]故只要帝王“弱点稍一暴露,立即会为他的最亲近者所乘。有如在一个巨大的机器的发动机里投下一颗小石块,转眼之间,便全部失灵,乃至被破坏。并非这一颗小石块有这么大的破坏作用;而是它凭藉了全副机器得以运转的动力中心,才有这大的作用”。[56]复因“在尊无与上、富无与敌的环境中,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好皇帝”,[57]帝王的弱点,诸如贪逸之性、床笫之私乃至衰病之躯等等,都极易暴露而为近幸所乘,故“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58]从而得以享受人生意趣的帝王也是很少的。对于这种社会各层面各群体都遭到荼毒或压迫的专制政体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法家思想,徐先生进行了严厉的鞭挞。他指斥“法家是中国古代的法西斯主义”,法家主张人性恶而讳言仁义,结果是使天下之人都变成了“得到高级杀人方法的一群可怕的动物”![59]他断言,对于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之重大工具的、异常惨酷的刑法,凡“稍有人心的人,无不怵目惊心”,事实上判定专制刑法乃是一种非人的设施。[60]他揭露“在统治者口中、手上的道德标准,实际只是基于统治要求的好恶,为万恶之源”![61]他一直追溯到皇权专制的权源之地,认为“这是历史黑暗面的总根源。个人专制的权力结构不变,则此一黑暗面的总根源,便永远存在”。[62]总之,在徐先生看来,专制政体“这副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分、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地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轶出于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63]

应该指出,对于法家思想以及专制政体,徐先生并非一味宣泄其“道德的义愤”,而是进行了某些历史具体的肯定。法家以人性恶为出发点,设计严酷的刑律以钳制臣民,复以程功制度实行封赏;同时综合法、术、势思想而赋予君主无限权力以宰制天下。但恰恰是这种社会政治架构“彻底否定了政治上的‘亲亲’观念,所以在结束封建身分制度的这一点上,法家的贡献,较儒家为大”。[64]具体到典型专制政治的秦来说,“由秦始皇和李斯继承商鞅的余烈,以法家思想为骨干,又缘饰以阴阳家和儒家,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在像始皇这种英明皇帝统治之下,是可以发挥很高地效果,很快的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疆域和人口,对古代而言,可以说是太大太多了。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抟集在一起,当然是一种很伟大的力量。据《秦始皇本纪》,统一天下之后,即‘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都是了不起的工作。《汉书》贾山《至言》: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种交通上的开辟,虽然是为了适应他巡游的侈心,但为了巩固统一,也是伟大地工作,在建国上也有很大的意义。始皇三十二、三十三两年,在对外的疆土拓张上,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说:‘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此一工作,病在一时,功在万世”。[65]即就从封建到专制的历史进程而言,“由封建中亲亲精神失坠后的相互不断地战争形势,便已清楚指出,分裂的天下,于理于势,非要求一个大一统的出现不可”,[66]这也就从客观趋势肯定了专制政治的历史合理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徐先生思想方法中的辩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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