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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引】专制政治·儒家精神·现代自由主义(3)  

2011-11-15 10:26:58|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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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从清末开始,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与现实中的专制政治基本上都是持批判态度的。通过这种批判,主流知识分子大多达致对于民族传统、尤其是作为其主干的儒家文化的深刻乃至“全盘”的否定。徐复观先生也同样经历过厌弃传统的心路历程。[67]但是,他的思想方法中的辩证因素,当然还有师友之间的启沃,导致他在始终保持对于一切专制政治的批判态度的同时,却对民族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恢复了温情与敬意,给予了同情的了解和理性的认识,从而对儒家文化与专制政治进行了细致的分疏。
       徐先生曾提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层级性”的命题。所谓“层级性”,“是指同一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却表现许多不同的横断面。在横断面与横断面之间,却表现有很大的距离;在很大的距离中,有的是背反的性质,有的又带着很微妙的贯通关系”。对应于专制政治与儒家传统来说,徐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和由孔子所传承、创造的学说,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横断面,在历史中尽着正反两种不同的作用”,二者固然存在着“互相渗透,无形中形成一种合理与非合理的混杂地带”的现象,但是,“仅从中国的政治史来断定中国整个文化的性格,固然是荒唐;即就政治横断面中的某一事项,而一口断定其是非善恶,也常易流于武断”。[68]这便运用系统模型方法,从学理上对专制政治与儒家传统进行了分疏(甚至对历史政治本身也进行了分疏)。

那么,儒家传统却何以往往被视作与专制政治同质的观念形态、以至于“五四运动以来,时贤动辄斥之为专制政治的维护拥戴者”呢?[69]徐先生认为,这首先是由儒家的特质所决定的:“儒家思想,乃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虚无空寂,也不能逃避向观念的游戏,更无租界外国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以担当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运。在此种长期专制政治之下,其势须发生某程度的适应性,或因受现实政治趋向的压力而渐被歪曲;歪曲既久,遂有时忘记其本来面目,如忘记其‘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等类之本来面目,这可以说是历史中的无可奈何之事。”[70]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专制政治历史条件下,又有哪一种学术思想能够既维持其存在而不归于消灭、又完全保持其本来面目而不作任何程度的适应呢?“殊不知先秦各家思想,除法家本为统治阶级立言以外,最先向专制政治投降者即系道家。以出世为目的,并主张不拜王者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亦必依附帝王以伸张或保存其势力,所以从前藏经的屝页,首先要印上‘皇图巩固,帝道遐昌’八个大字”。[71]可见即使是取“游世”或“出世”态度的思想派别,也仍然要向专制政治作某种程度的适应。

如果说儒家向着专制政治的适应是其被斥为专制政治“维护拥戴者”的主观方面原因,那么专制政治对于儒家的利用便是儒家背负这一恶名的客观原因。在历史上,“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常被腐蚀于政治之上”,“假孔子思想之名,作与孔子思想完全相反之事的军阀及无耻文人,更给孔子思想以不易洗掉的恶臭”![72]此所谓“军阀”,在徐先生的具体语境中当指袁世凯之流,但实可指代从汉武帝到蒋介石的一切利用从而污染儒家象征符号的专制统治者。事实上,“统治者决不因独尊孔氏而即实行孔子之教,徒授以由权势把持学术,歪曲学术的途辙;开宋、明、清制义八股之先河;使孔子之教,因受到政治权势的利用,而腐滥殆尽”![73]而此所谓“无耻文人”,则如上文所述,包括所有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篡乱儒家资源为独裁政治张目的“曲学阿世派”。凡此种种,“只能说是专制政治压歪并阻遏了儒家思想正常的发展,如何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制的护符”?[74]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所谓“三纲”说。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并没有“三纲”的观念,而“只强调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以相互间的义务为秩序的纽带,而不强调此种秩序中心的一(按‘即所谓纲’)”。《左传?隐公三年》称“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顺即是和顺,这里只有各人的义务而没有谁是纲、谁是纪的问题”;《论语?颜渊》载孔子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也只有各人的义务而没有谁是纲、谁是纪的问题”;《孟子?滕文公上》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此中也无谁是纲、谁是纪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到了西汉,武帝欲以“从历史文化的总和中以抽出结论”的儒学“牢笼万有,以抬高或粉饰自己的地位”,从而对儒家“以相互间的义务为秩序的纽带”的伦理思想“不是曲解利用,便干脆背道而驰”,[75]儒家伦理才面临绝对化的命运。迄于东汉初年,一部分对专制政治取妥协态度的儒生有取于《韩非子?忠孝篇》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思想,遂在《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中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是法家思想,挟专制之威,篡夺了儒家的人伦思想,乃儒家人伦思想的一大变化,实亦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76]从上述“三纲”说的产生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专制统治者及“曲学阿世”的儒生对于儒家思想的利用和篡改。

当然,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徐先生认为,儒家传统也存在着局限性,某些观念具有增加专制政治的负面内涵的潜势,例如“亲亲”。“儒家站在社会的、道德的要求,而依然维持封建社会中的‘亲亲’观念,自有它重要的意义。但把‘亲亲’的观念夹杂到政治中去,使它对于‘尊贤’的观念,在统治层中经常取得优势,这便无形地为封建的身分制度保持了一条活路”。[77]本来,典型的专制政治即意味着“不受他人牵制而独作决断”,[78]即所谓“一人专制”。但专制统治者基于“亲亲”观念而分封同宗或姻亲,由此造成二千年续续不断的宗室与外戚之祸。由“亲亲”观念的泛化,专制统治者还特别倚重近幸,这则是历史上閹宦之祸的根源。因此,徐先生认为,“亲亲”观念“是先秦儒家,对政治与社会的分际,分别得不够清楚,因而留下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大弊害”。[79]不过,徐先生对于“亲亲”观念的判断似乎有些游移,在其他地方,他曾高度评价过“亲亲”以及“长长”观念,他说:“一个人在家庭中尽到爱的责任,即是‘亲其亲’,亲爱自己的父母;‘长其长’,恭敬自己的长上(此处之长,不仅指兄长,而且是指族中的长辈)。这站在纯个人的立场来看,乃是对他人尽了一分责任,是属于‘公’的,是‘义务性’的。但站在社会的立场来看,这种责任却与自己的利害直接连在一起,又是属于‘私’的,是‘权利性’的。所以‘亲其亲,长其长’,乃是在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满足了群体生活上的起码要求,另方面又合乎个体的利益。而作二者纽带的是孝弟,便无所谓个性、自由的压抑。社会通过了这种以爱为结合纽带的家族组织,大家在家族中,使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个体与全体,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和谐,以解决杨朱的不顾事实、墨翟的不近人情的个体主义与全体主义自身所包含的矛盾,这岂不是政治社会上最现实而可行的一条路吗?”[80]这种判断游移现象的内在逻辑似乎可从发表言论的不同时间上得到某种解释。徐先生批评“亲亲”观念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君主的夫人,只凭她和人君同床共枕的关系,即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81]这种状况深恶痛绝,故以政论形式对“亲亲”观予以批评;而在学术研究中,他对儒家这一伦理观则往往是取肯定态度的。

正因为儒家传统与专制政治之间存在着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立志对二者加以分疏从而阐扬儒家真精神的徐先生表示,他所做的区别于那种“所发掘的是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治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的史学研究,而是要发掘“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和泪。”![82]即是说,他要以近乎剥茧抽丝的方式,从历史专制政治中彰显儒家真精神;或者说要从纠缠隐微的儒家真精神中剔除历史专制成分。直到去世前不久,在回顾半生学术道路时,徐先生还将自己的工作概括为:“传统文化中之丑恶者,抉而去之,惟恐不尽;传统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亦惧有所夸饰”。[83]正是在这种一贯的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徐先生对儒家真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积极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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