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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引人物周刊]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2011-10-03 09:37:44|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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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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