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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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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自《随笔》之《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 (旧书摘抄)》(一)  

2013-02-21 00:12:42|  分类: 历史沉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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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和宋庆龄是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的。当时因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宋庆龄就是去和这一位政治流亡者结婚的。(图1:正在阅读的宋庆龄,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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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立刻给她在国内的亲戚带来了麻烦。在莫理循的档案里有一个文件谈到这事,那就是1915年12月12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罗伯特·尔·盖利写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孔先生(朱注:孔祥熙)最近在北京去找过你两次,你都不在家。他想让你知道信内所附这一声明的事实。他是否会告诉你一些最近家庭纠纷以外的事,我不知道。不过,侦探因为这个在作调查,我认为最好把事情告诉你,那怕它是孔先生向我私下说的。孔夫人(朱注:宋霭龄)有个妹妹叫罗莎蒙德(注:宋庆龄的教名),最近刚从美国上学回来。孙博士(朱注:孙中山)引诱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嫁给他,他为这个目的和他妻子离了婚。这位姑娘和他父亲一起住在上海,她母亲到山西去和她的那个怀了孕的女儿孔夫人住在一起。她母亲回到上海的当晚,这位姑娘跟孙医生派来接她的密使动身去了日本。她的父母无限悲伤。一有他们女儿行踪的线索时,就跟着到了日本。但是,到得太迟了,婚礼已经举行。就是这件伤心事,使得宋先生害了重病,把他的女儿孔夫人叫到他青岛家中的床边。这家人恨透了孙博士,抱怨他勾引一个老朋友的天真、热情的女儿离家出走;还恨他不忠于跟他共过患难的妻子。他所有的孩子全比他刚娶的姑娘年纪大。(《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13-514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这封信还有一个“附件”:《有关孔祥熙先生和夫人的声明》。盖利问莫理循:是不是将这附件送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这时正是袁世凯的天下,孙中山是亡命日本的革命家。孔祥熙完全没有预料到,忽然成了这个革命党的亲戚,他听说官方已经派出侦探,“调查我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有关我妻方亲戚们的事。无疑,我们犯有和我们看不起的革命党人站在一边的嫌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同上书,第515页)他认为有必要为自己洗刷一下。于是有了如下的声明:“这桩婚事并没有将孔先生和革命党人结合在一起。恰恰相反,这桩婚事消除了宋小姐(朱注:指宋庆龄)和他们的任何关系。孔先生在东京期间,忠诚地拥护政府,这种事实是可以证明的。”(同上书,第516页)这时孔祥熙害怕的,是他会因这门新亲戚而得祸。他没有想到的是,将来他会以此为荣,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

关于这件事。宋庆龄自己有一个说明。那是她应外国友人白赛脱的提议,1921年4月28日为《字林西报》记者费金写的自述。其中说: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转自《随笔》之《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 (旧书摘抄)》(一) - shanxiaofeng66 - 单晓锋的博客

 

我在家读书,一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我在中西女塾就读,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学的机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南部当了两年家庭教师之后,我进了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南方人非常热情好客,我常常在许多有教养的人家中作客。这些家庭文雅与快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从学院毕业回国时,正处于国内二次革命的初期。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孙博士也在那里。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我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我得到家父的同意,怀着这个目的,与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游历。家父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因此在其朋友的劝告下,回来请上海的专家看病。然而由于他身体虚弱,我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随后我又开始在家学习中文。在此期间,我们见到家父的许多朋友,他们来往于上海与我们的东京总部之间。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我完全明白,如果我家里知道我同意嫁给他,他们会强烈反对。出于宗教信仰,他们决不会赞同我嫁给一个离了婚的人。因为孙博士与前夫人已离婚,她是受过旧道德熏陶的女人,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她希望在中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她不愿意跟随孙博士背井离乡过流亡生活,却按照中国的习俗劝他娶第二个妻子。孙博士不同意,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家,改造国人的家庭生活,于是他们离了婚。他们一致认为各自独立生活,离婚是唯一的办法。

我明白我父母决不会答应我的婚事,所以我接受了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的意见。这样,我在孙博士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及其女儿的陪伴下一起乘船去日本,1915年10月25日我与孙博士在日本的一个朋友家中结婚。(《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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