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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转自】“往复”之《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张邦炜)  

2013-03-04 21:46:11|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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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际”。[②]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作,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此书号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某些媒体在高度评价之余,也曾指出:“作者对每个时代史料的把握真切与否,有待历史学家去评说。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似乎有些牵强。”[3]。萧先生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此书涉及面广,笔者所知有限,难以全面评论。仅就宋朝而言,其论述不乏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残酷的礼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宋代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民过上了300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医疗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确实活得很有尊严,思想独立自由,人格高贵”;“农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开心和幸福,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甚至认为:“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作者将“大宋文明的成功”归功于宋朝统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说:“为了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宋朝的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之上,关注民生。”宋朝“实行和平发展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护人权,具备了现代文明的许多特征”;“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对人的活动不加干涉”;“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力,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实行了300年自由、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中国人敢想敢说,敢于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赞扬宋朝官员“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作者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完全向人民开放”;“出现了党派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 ,“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社会一言堂的专制传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在作者看来,宋朝 “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给现在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作者还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宋朝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以表达对宋朝的“敬意”[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宋代并无固执的偏见,相反倒是较为顽固的宋朝“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30年前,当宋朝“积贫积弱”论盛行于世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平心而论,北宋弱而不贫。”[5]后来又在《瞻前顾后看宋代》一文写道:“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又一座新高峰。”不用顶峰而用“高峰”,以免引起误解。通史贵在一个“通”字,历朝历代均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为了避免陷入“扬宋抑唐”的泥潭,强调:宋代“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 [6]“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当时笔者就担心学界是否会在摆脱低估宋代的偏见之后,又走向高估宋代的极端。然而如今高估宋代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主要倾向。浏览网络,“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7],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者[8],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9],又有《梦回宋朝》的著作印行[10]。《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当寡妇也很幸福[11]。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不得干预。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完美吗?

 提笔写此文,内心很犹豫。总算动笔了,主要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时下宋朝炒得太热,说得太玄乎,只怕应当泼点冷水降降温。物极必反,否则不要30年,宋朝“积贫积弱”论恐怕又将再度盛行于世。第二,某些片面的说法与笔者仿佛不无干系,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绅争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妇好嫁》一类的提法,有可能是笔者《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12]等文的引申,笔者似乎有必要出面加以说明和澄清。对于《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作者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笔者由衷地敬佩。对书中某些较为具体的枝节问题提出学术性质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并且不敢自以为是,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二、没有“量”,怎么“计”? 

 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13];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14]。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450-600美元[15]。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氏说:“在18 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 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 (美俚语瞎猜)。”[16]“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17]彭氏“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18]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笑话。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宣称:“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左右。”[19]《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 “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20]。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460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21],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800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万顷上下浮动”[22]。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23]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24]。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者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25]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经济史家赵冈有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总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26]。再如作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27]50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和其它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28]。我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严氏列举出八条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后学:“不要忽视反面证据。”[29]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30]此言或许同样“过分夸张”,但南宋临安的煤炭供应情况较北宋汴京差别较大,应当是事实。关于北宋开封一地的煤炭使用状况,严氏的总体估计偏低,王曾瑜先生作了相当详尽的动态考察。其结论是:“自北宋开国至宋英宗时的百馀年间,开封的燃料大体上使用柴和木炭。然而自宋神宗以后的近六十年间,开封燃料构成确实有很大变化,石炭的使用渐趋突出,最后占据开封燃料的主体,甚至可以供应外地。”王氏同时又指出:“南方煤炭资源不足”,“在宋人记载中已反映得相当清楚。”[31]在宋代的四川等广大南方地区,包括其主要城市在内,居民只怕远远未做到“基本用煤作燃料”。

三、“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32]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宋代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33]诗句难免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是事实。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34]刘攽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些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 “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若干“养鸡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刘攽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作者断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35]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36]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37]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38]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39]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40]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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