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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转自】“往复”之《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二)  

2013-03-05 20:00:31|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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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史·食货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41]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云:“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并发出了怀旧的感叹:“民生何其幸欤!”[42]或许正是依据有关史料,《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官府“保护”、“帮助”人民。此说又被引申为:“如果你是一个宋朝人,从你被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你出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会得到宋朝国家福利政策照顾。”并赞叹:“伟大的宋朝福利,可以与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断定:“宋朝街上没有乞丐,因为乞丐都被政府收养了。”[43]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除上述居养院等机构之外,还有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为平民提供低价药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的病囚院,等等。当时,生、老、病、死等社会民生问题相当严峻,宋朝为缓解这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44]。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1078-1085)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1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45],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第二,规模小。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祐年间(1056-1063)增设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300人为定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46]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于市井,而不逮山谷”。[47]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48]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49]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提供廉价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50]。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51]。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52]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53]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转杀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54]一语。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55]宣和年间(1119-1125),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者众。”[56]嘉定二年(1209)冬,“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57]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迎接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外”[58]。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宋时丐者之长曰团头”。[59]

五、“生男则喜,生女则戚”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观点是:宋代贞节观念骤然增长,妇女地位直转急下。笔者试图对此作些订正,认为:“宋代仅仅处于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之中,并非这一过程的转折点。”[60]《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提出了颠覆性的论断:“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并否认宋代礼教及男尊女卑的存在。宋代果真没有男尊女卑,只有男欢女爱吗?以下三点应当指出:

第一,不能仅以个别人物为例。杨门女将、杜十娘系小说、戏曲中人,不足为据。且按照冯梦龙在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时间定位,此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与宋代无干。作者提到的李清照、朱淑真,就其个人生活而论,幸福指数只怕都不高。即便是先由良而倡,后从良做妾的才女聂胜琼,虽然有一首情真意切的艳词《鹧鸪天》传世,并留下了一段故事性极强的爱恋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似乎也谈不上尊严和幸福。苏轼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的幸福指数要高些,有《江城子》为证。但只怕也不能仅凭一首《江城子》就得出这样的推论:“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何况不能仅以王弗等中上阶层妇女为例,更应关注广大下层妇女的境遇。李觏《哀老妇》云:“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发。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车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小大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61]这类描述下层妇女苦难的宋诗为数不少,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汝坟贫女》、《织妇怨》、《织妇叹》、《翁媪叹》、《耕织叹》等等。

第二,应当重在剖析妇女的权益。权益涉及面广,包括经济上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政治上的应试入仕权、参与社会活动权,文化上的受教育权,个人生活上的婚姻自主权、离异另婚权以及家事管理权,等等。要将唐、宋作前后对比,不大容易。但对男、女作性别比较,似乎不太困难。宋代女性与男性的差别相当明显,女性通常不能上学念书、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笔者曾海里捞针,举出一个特例:宝元二年(1038)冬,宋、夏激战,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北廵检刘怀忠之妻黄赏怡“率兵来援,多所俘获”[62],朝廷论功行赏,封她为永宁县君。史称:“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南宋时出了两个特例:一个是淳熙元年(1174),女童林幼玉考中,“特封孺人”[63]。孺人与县君一样,均系封号而已,并非实职。另一个是嘉定五年(1212),女童吴志端未能进入复试。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有悖礼教。官员们强调:“女子之职,惟麻枲丝茧织纴组紃是务。”“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他日将安所用!”并指责她“艳妆怪服”[64]。吴志端毕竟还有幸参加童子科初试,童子科以外的进士等科目是绝对禁止女性应试的,女性绝无入仕为官的机会和可能。在宋代,女性虽然仍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与男性不能相提并论。南宋时,“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65]“男主外,女主内。”按照这一性别分工,家事由作为主妇的妻子管理,但家长只能是身为男性的丈夫。“家庭小社会,社会大家庭。”宋代垂帘太后达九位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太后垂帘只是皇权断裂时段的特殊现象,大多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是声威显赫一时的章献明肃太后即宋真宗刘皇后、宣仁圣烈太后即宋英宗高皇后也无非是代行皇权而已。皇帝作为社会大家庭的大家长,非男性莫属。

第三,不能否认宋代礼教的存在。翻开司马光《居家杂仪》,什么“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女子“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凡为子妇者,毋得畜私财”;“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66]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67]这句话在宋代已较为常见。程颐毕竟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68]虽然其社会实际影响远不如后来的明清时代那样大。司马光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69]宋代妇女离异另嫁的事例不少,但离异在传统时代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女性。宋诗有句云:“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明。小窗寒烛夜,结纽缀郎襟。不结寻常纽,结郎长远心。郎心如纸鸢,断线随风去。”[70]广大女性经济不能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时代,妻子内心深处不免隐藏着被丈夫抛弃的忧虑和恐惧。离异另嫁者多,只怕绝非女性幸福指数高的象征。何况缠足这一摧残、禁锢妇女的陋习兴起于宋代。[71]

与其它朝代并无二致,宋代的社会心理同样是:“生男则喜,生女则戚。”[72]梅尧臣诗曰:“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73]当时福建等南方山区盛行的杀婴之风,以杀女婴为主。“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74]总之,整个传统时代都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宋一代概莫能外。这一成说只怕很难颠覆。

六、“方今制禄,大抵皆薄”

宋代素有“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之称。《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称为“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不无一定道理。书中从朝廷的待遇和士大夫的人格两大方面予以论证,内容大抵属实,且不乏中肯之论,其中也难免有概括不尽周延及渲染失真之处。

在作者看来,宋代士大夫在经济上待遇丰厚。关于宋代的俸禄,从前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北宋杨亿认为比前代减少:“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75]范仲淹认为不如唐代:“唐外官月俸尤更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复。”[76]王安石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77]清人赵翼的看法与杨亿等人正好相反,他说: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并在其《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赏之厚》、《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加以阐述。可能正是依据赵翼等人的论断,《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指出:宋代官员“待遇之丰厚,实为历代罕见。”至于“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78]一类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

对于宋代的俸禄,何忠礼、张全明先生有专门研究。何氏认为:“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而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79]张氏指出:“宰相、枢密使等高官享有极其优厚的俸禄, 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 对于衡量、评价全体官员的俸禄水平,没有普遍意义。”[80]在宋代的宰相中,确有因其俸禄优厚而生活富裕乃至豪侈者。寇准即是一例,他“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81],且心存及时行乐之想,竟声称:“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82]又如赵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座上,谓之香云。”[83]又有因多种原因清贫甚至穷困者,如吕端贵为宰相,“不蓄赀产,(其子吕)藩兄弟贫乏,又迫于婚嫁,因质其居第。”[84]毕士安“四方无园田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85]中下级官吏又等而下之。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有位书生投书县尉借米,县尉以诗作答:“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86]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87]至于俸禄之外的灰色、黑色收入,各个机构之间差距很大,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就很明显。南宋初年,顺口溜说:“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鬼。”当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88]广义的士大夫还应当包括未能入仕为官的读书人。他们“平生苦学,望一青衫而不可得。”其数量若干倍于官吏,其经济状况通常更差。有位士人感叹道:“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89]梁庚尧先生《南宋的贫士与贫宦》一文[90]列举了大量士大夫贫困的史实并分析其成因,值得参考。总之,宋代士大夫并非人人富有,而是贫富不一。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朝“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不无一定史实依据。鉴于官吏薪俸较低,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91]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92]对此,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给予高度评价:“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开宝之制可谓善矣!”[93]宋代也确实时有增俸之举,仅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7《俸禄杂录》的记载统计,地区性的增俸多达20次,局部性的增俸多达11次。全局性的增俸,主要有大中祥符年间、元丰年间、崇宁年间三次。到南宋中期,官员的俸禄据说“或七八倍”[94]于北宋初年。但是宋代物价多次上涨,官员所增俸禄往往被物价上涨抵销,加俸在某些时段不过是虚增而已。特别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员的名义俸禄最高,实际俸禄最低。当时人说:“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95]“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96]“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97]。有学者将北宋视为高薪不能养廉的典型[98]。就蔡京之流而论,确实如此,他们俸禄最高,最不廉洁。笔者认为,宋代的总体状况是:官未减反增,俸名增实虚,廉未养愈贪。总之,宋代高薪养廉的设想不无一定道理,但在实践中很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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