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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锋的博客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日志

 
 

【转自】“往复”之《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三)  

2013-03-06 20:18:59|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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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湖虽好莫吟诗”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代士大夫不仅在经济上待遇丰厚,而且在政治上自由度大。当时,朝廷一般“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99]这在传统时代确实很难得,无疑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作者指出:“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或许增加一个“较”字,改为“较自由”、“较开放”,要确切些。[100]作者又说:宋代“没有特务”,“没有文字狱”,“没有思想禁区”。这“三个没有”则不是事实。

将宋代的皇城司称为明代锦衣卫的前身,或许言过其实。但说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只怕一点也不错。皇城司的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司马光说:“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101]朝廷有时担心“密行伺察”,激起民愤,也曾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月给缗钱,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本司,本司皆录奏。”宋真宗“虑其恐喝骚扰”,“于是令枢密院条约之,自今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102]有时又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予以扩充。如“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03]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104]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道:“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领皇城司石)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106]宦官石得一虽然被贬职,但探逻依然如故。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107]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大概是内禅在即,高宗这次还算比较开明,“戢逻卒,罢诸军承受”[108]。所谓“戢”者,约束而已。可见,今人所谓特务,北宋、南宋不是没有,而是都有,只是其严重程度小于后来的明代而已。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109]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11]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112]“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113]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或逼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114]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115]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否认宋代存在文字狱,仅以“文字案件”相称,认为:“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案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案件的发生,其原因除了党派斗争之外,就是官场倾轧,或者是奸臣当道对正直人士的迫害。真正由于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采取镇压手段,一件也没有,这与后来明清社会皇帝对思想的禁锢和对舆论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皇帝专制制度是宋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任何人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动摇,这就是宋代最大的思想禁区和最低的意识形态底线。不仅“谋反”、“谋大逆”,即使是“大不敬”,也要受到严惩。绍兴十四年(1144),“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116]张伯麟触痛了宋高宗内心深处的疮疤,惨遭严惩。这与后来明太祖忌讳“贼”字、“光”字,清人将“陛下”笔误为“狴下”,即被视为对皇上“大不敬”之类,并无根本不同,仅有惨烈程度的差别,其要害都在于维护专制皇权。宋代文字狱的罪名大致均为“谤上”。元丰二年(1078),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訾,无所不至。”[117]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以专制手段禁止一种学说和学派,并迫害学者,更是典型的文化专制。

由于宋代文祸较多、惩罚较重,苏轼在熙宁年间前往杭州时,其表兄文同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苏轼“好讥刺”,后来仍不免“乌台之勘、赤壁之贬”[118]。难怪宋代有这样的俚语:“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19]总之,宋代并非“没有思想禁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自由度只怕并不算高。

八、“贪利禄而不贪道义”

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21]“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122]“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123]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124]《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给予宋代士风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朝“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有效地控制臣下的腐败和贪婪之风”;“宋朝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和官场文化,宋代的官员士大夫并没有什么潜规则需要遵守。”“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各走极端,均有笼统偏颇之嫌。然而有一点似乎可能肯定,宋代防止贪污并不成功,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人谚语曰:“欲待富,须胡做”;[125]“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126]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计”。[127]朱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129]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130]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131]朱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132]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35]嘉泰年间,“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136]陈自强还只是大肆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137]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138]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139]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140]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42],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寳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144]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当然,宋朝长达300多年,不可一概而论。王曾瑜先生指出:“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145]宋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遗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146]照此说来,宋孝宗时,官场风气一度较好。然而只怕不能说宋朝官场“没有潜规则”。

九、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视为“君子时代”,认为: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并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这个全称肯定判断,似乎欠周延。宋人好取绰号,民间谣谚不少。绰号与谣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士大夫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从士大夫的绰号看,既有勇于坚持原则的有骨气者,如鲁宗道、赵抃外号“鱼头参政”[147]、“铁面御史”,赵贺、薛奎人称“赵家关”[148]、“薛出油”[149]。又有当官不表态,依违于两可之间的不作为者,如张士逊外号“和鼓”[150],王珪人称“三旨宰相”[151]。寇准绰号“柘枝颠”是对其豪侈作风的批评,他“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152]至于熙宁年间,人们将王安石等五位宰执称为“生、老、病、死、苦”[153],则好评与讥评兼而有之。

在士大夫中,更有寡廉鲜耻的无耻之徒。如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侍御史杨畏“捭阖立朝,更元祐、元丰、绍圣,每变其说,以投时好,人谓之‘杨三变’。”[154]宋徽宗时官至宰相的赵挺之与“杨三变”相仿。他“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155]又如媚事权贵的邀宠者,薛昂身为执政大臣,在为蔡京而作的诗里居然有句云:“达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谓之‘薛万回’。”两浙转运使朱峻上权相贾似道“札子禀事,必称云:‘万拜覆。’时人谓之‘朱万拜’。”[156]再如面善心狠手毒的笑面虎,如蔡卞“对答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乂’。”盛章更典型,他在宋徽宗时,“尹京典藩,以惨毒闻,杀人如刈草菅,然妇雌声,欲语先笑,未尝正视人。或置人死地时,亦柔懦不异平日。”[157]有卖友求荣的告密者,如陆升之。李光“尝作私史”,其长子孟坚“间为所亲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讦其事”[158],于是引出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李光《小史》案。程颢、程颐的弟子邢恕则卖师求荣,他居然对宋哲宗说:“臣于程某,尝事之以师友,今便以程某斩作千段,臣亦不救。”[159]更有“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160]者,如蔡京先与其弟蔡卞,后与其子蔡攸争权。史载:“(蔡)攸父子晩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161]总之,范仲淹、包拯在宋代实属凤毛麟角,士大夫大多与他们不同,甚至正好相反。

宋代的士大夫在民间的谣谚中,既有博得赞扬者,也有备受抨击者。受赞扬者如叶康直、丰稷,他们在宋神宗时,任光化、谷城知县期间,“凡政皆务以利民”。民谣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162]又如谚语云:“江左二宝,胡伸、汪藻”[163],称赞胡、汪二人才智超群。在谣谚中受到抨击的士大夫为数更多,如:“襄阳二害,田衍、魏泰,近日多磨,又添一廌”[164];“宁逢黑杀,莫逢稷察”[165];“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166]。这些地方官被民众称为“害”、喻为“虎”,可见其民愤之大。至于蔡京、蔡卞兄弟,民众更是恨之入骨。民谣曰:蔡京、蔡卞“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167]谣谚云:“满潮(“朝”的同音字)都是贼”,“冷(“寒”的同义字)的吃一盏(“斩”的同音字)。”[168]伶人语:“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浙江宁波地区的别称)人。”[169]分别表达了民众对韩侂胄及其党羽的苛政和史弥远拉帮结派的无比愤慨。民谣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170]“寇”指寇准,“丁”指丁谓, 一褒一贬,爱憎分明。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上述绰号与谣谚未必都准确无误,但毕竟反映了宋代确有不少士大夫在民众心目中印象极差,甚至恨入骨髓。据载,面对民众的嘲笑与谩骂之声,邓绾竟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171]果真如此,其脸皮之厚可谓惊人。宋代是“一个君子时代”的论断值得斟酌,只怕不能从整体上给予宋代士大夫这一群体笼统的赞扬。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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